如何认识清末的金融风暴？

  19世纪80年代初，各省陆续兴办洋务矿业，在上海发行股票成为筹集资金的主要方向。1880年至1883年，上海掀起中国首次工业投资高潮。近20家新设的官督商办工矿企业来沪招股，外商也建立了15家工厂，股价一路走高，吸引大量的投机资金。在这次股市繁荣之中，阜康将掌控的大量流通资金投入股市。

  然而，由于对矿业股票的过分投机，加之买办商人胡雪岩投机丝业失败和中法关系趋紧等原因，1883年10月，“倒账”的金融风潮爆发。阜康在大规模挤兑中倒闭，引起一向斥资给钱庄的山西票号和外国银行的恐慌。为求自保，他们迅速采取行动，洋行停止拆借，并撤出在钱庄的全部资本，票号则限钱庄在10月底前清还长期借款。

  当时“外国资本借放钱庄的总数，平均随时都有二百五十万两”，票号“放出市面之银”也有“百数十万”。如此庞大的资金“一齐收回，闭不再放”，对钱庄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。而洋商与票号的资金退出，又诱发普遍性的资本抽逃行为。此时，英商怡和洋行等趁火打劫，香港怡和总经理指示上海经理投机开平煤矿股票，先压价购进，后抬价抛售，诱使中国人跟进，使金融市场更加混乱。

  “沪上商局大震，凡往来庄款者皆岌岌可危，虽有物可抵，有本可偿，而提现不能，钱庄之逼一如倒帐。”不少钱庄“现钱已罄，无以应票，司事人等皆由后院垣遁逃”。持票者入店后发现空无一人，“遂将店内所有抄掠一空”。钱庄此时正可谓“叫天不灵，呼地不应，山穷水尽，孤立无援，生死随命”。

  多米诺倒下上海金融危机爆发以后，由于“多米诺骨牌效应”，迅速向沿江、沿海及内陆城市蔓延。京津、金陵、苏州、杭州、广州、汉口等城市相继发生钱庄倒闭危机。1884年年初，著名钱庄恒兴、恒和、恒利、恒源“四恒”字号倒闭，致使京师钱庄连倒16家，官府不得已只好靠限制取银和昼夜弹压来维持市面；天津亦是“现钱既少，银根又紧”；金陵殷实钱庄裕泰、源丰、裕泰永3家倒闭，使得“本年银根非常停涩，至秋后被累闭歇之家层现迭出”；扬州“自恒源倒歇后，相继而倒者，就本城计大小有十七家”；镇江与扬州一水之隔，先后合计钱庄倒闭竟达68家之多，“市面如此，令人不寒而栗”；汉口先是源兴顺、源兴永、诚意丰3家倒闭，至使钱庄受累，钱庄数目减少，由10年前的40家，减少到20家，业务也减少了20%。

  虽然胡雪岩的对抗是为了打破洋商对蚕丝出口市场的垄断，然而，受胡雪岩做庄生丝影响最大的，却是出生不久、立足未稳、资本不足、嗷嗷待哺的民族缫丝厂。在胡雪岩与洋商的壮烈对抗中，民族产业非但没有走向强大，反而被扼杀，萌芽于晚明的纺织业至此彻底崩盘。胡雪岩的破产，宣告了传统商人阶层的集体陨落。

  “三大商帮”中的两支——安徽商人和江浙商人在此役中损失惨重，从此一蹶不振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危机，然而，“红顶商人”胡雪岩的破产，并没有引起日益腐败的清廷重视，他们仍视振兴商务、发展实业为末节，沉湎于“耕读传家”的迷思之中。伴随着暮鼓晨钟，大清帝国走向了末路……。